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夫妻两地分居的现象很普遍。那时，分配工作全听组织安排，让去哪就去哪。1966年，玲子的父亲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国务院文化部工作，年底他与在湖南教书的爱人结婚。每年一次的探亲假，除了在路上的时间，见面也就12天。分居9年，玲子母亲去了两次北京。由于进北京不容易， 1974年，玲子的父亲调回长沙工作，一家人团圆。

　　与父母那代人相比，城市准入政策的放宽，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外加五一、十一的长假，见面机会多，许多夫妻乐陶陶地做起了现代“牛郎”、“织女”。虽然相思是最大的苦，但他们的字典里没有“牺牲”二字。凌波从北京来到广州工作，他半开玩笑地说：“与其窝在家里一事无成，不如出来做些实事。等我有成绩了，她自然会死心塌地地跟我白头到老。”在“要不要分离”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现象，就是人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关注自身。在这个重视自我的时代，包括凌波在内的许多夫妻宁愿给自己多一些时间与空间交自己的朋友发展更广泛的爱好，虽然不能时时相伴，但他们很清楚自己更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