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骗这么多孩子全部喜欢玩游戏吗？

　　黄勇：是。有些喜欢玩，总的来说都喜欢玩。

　　此外，他家人全部外出打工，他在家务农，不找对象、不交朋友，长期独居，——这也在客观上也为他提供了独居的现实条件，为他提供可能实施犯罪的现场条件：使他将“杀人想象”变成为“杀人现实”。

　　结束语：

　　许多记者在采访时也都疑惑：为什么仅隔3-4米的周围邻居没有发现一点疑点？这么多孩子失踪，公安机关为什么没有一点儿警觉？为什么？这是否意味着：冥冥之中的一种警示？让更多的人体味一下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彼此冷漠相待的苦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变化，个人的隐私空间在增大，个人的自由度在增大。人们彼此表面彬彬有礼，但内心的隔阂与陌生日益严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以至达到“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免为当今社会的悲哀！

　　黄勇案件给我们重要的警示就是：非正式的社会监督需要加强。公安基础工作需要加强。

　　所谓“非正式的社会监督”是指民间的邻里、社区、行业、同事之间需要相互交往、相互帮助、进而相互监督。这种监督既包含着彼此的关心与关注，也包含着相互帮助。

　　而公安基础工作一直是公安工作的重点。此案发生地的公安基础工作存在着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令人愤痛、更令我们惊醒。当今，国外警务改革的主题都是由刑事警务转变为社区警务，那么，一贯强调警民关系、强调综合治理、强调群众路线的中国公安工作更不可忽视最基础的、深入民众之中的基层工作。此外，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的“警情公告”或“危情公告”制度也应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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