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法律不认可“脑死亡”是“死亡”

　　成都市红十字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以往的惯例，志愿捐献遗体的捐献者首先要向成都市红十字会提出捐献遗体申请，并填写《公民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该表要求志愿者本人签名，同时获得亲属同意并签名，在手续办理完后，红十字会将委托相关医学机构等待接收遗体。待志愿者去世时，再由相关医学机构处理。目前脑死亡者器官捐献属于法律空白，缺少法律法规的支撑，相关机构无法为冉婷父母办理器官捐赠手续。

　　记者随机采访了成都市几家知名医院，询问脑死亡者器官捐献是否可以跟医院直接联系。相关工作人员称，由于现在医疗纠纷本来就很多，器官移植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脑死亡的评估也极具风险性。况且依据目前的法律，医院如果移植脑死亡者器官，无疑是“变相杀人”。因此，医院方大都不敢贸然点头，医生更不会在脑死亡判定书上签字。也有医院表示，“脑死亡”与“器官移植”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等复杂领域，

　　“虽然世界上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建立了死亡标准，有的还出台了《脑死亡法》、《器官移植法》等，用法律明确了以‘脑死亡’为死亡标准，但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跳、呼吸等生理机能停止作为死亡标准。”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江敏说。根据我国法律，“脑死亡”的人并没有死亡，也就是还享有民事权利。冉婷的父母作为监护人，有义务保护冉婷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但捐出身体的器官，肯定不属于“保护人身财产”的范畴。因此，冉婷的父母在她“脑死亡”的时候，没有权利作出代捐器官或者遗体的决定。如果冉婷的心跳、呼吸等生理机能停止，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死亡，冉婷的父母作为她的继承人，此时才有权处分冉婷的身体器官。

　　陈忠华：目前亟需脑死亡立法

　　“我们长期致力于推动国家对脑死亡立法的进程，是在尊重科学、尊重生命。因为患者在脑死亡状态下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抢救价值，反而会浪费大量医疗资源。同时，脑死亡标准的采用，将会极大地推动人体器官捐献的发展，可以使成千上万的脏器衰竭患者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但这种‘因果关系’不能颠倒，不能说是为了器官移植而去判定人家脑死亡，这是违反伦理的。如果以为推行脑死亡就是为了方便摘取器官，更是个极大的误区。”陈忠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强调，脑死亡立法和器官移植是两码事，但目前亟需脑死亡立法，解决移植脑死亡者器官无法可依的现状。

　　“在某些人看来，脑死亡者器官捐献、移植合情合理‘不合法’，这是正确的，因为的确没有法律依据。而从我的角度来看，脑死亡者捐献器官是合情合理‘不违法’，因为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和法规规定，我按照国际的标准在做，并没有违反哪一条法律法规。就是前几天国务院颁布并将从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也没有对此进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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