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唐太宗与宋太祖是“稍逊风骚”,他老人家为什么如此评价二人?我个人的理解是,毛泽东之所以说李世民与赵匡胤“稍逊风骚”,是从国体政治高度与国器施政纲领及国本长治久安能力方面评价的。因为毛泽东所说的风是《国风》,骚是《离骚》,也就是说李世民传太子位选接班人有误(另文专述),赵匡胤不懂国情民风与民众心声所求,没有追终慎远之政治抱负与完……
防弊之政的第二场大戏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行政方面,增设副宰相,防止宰相专权,军事方面,发兵权设在枢密院,防止军中三帅拥兵自重。在地方管理方面,设监管地方财政,监察地方行政,主管仓储、军务、民政、治安的四监司。在人事管理方面,实行官、职、差分权和分离制度。官仅代表资历深浅、俸禄高低;职是文官的头衔;实际工作和权力轻重则由差遣决定。
从大宋建国伊始的一幕序曲,二台重戏中,我们并未看到其方针国策与强国富民有任何关联,所以我说宋太祖建国之初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就埋下了大宋日后积弱积贫之祸根。
二 以文制武加速了国势衰运及国弱民穷步伐
如果说宋朝的防弊之政是其治国方针,那它的以文制武策略就是其施政方针的配套措施。试举三项措施,就足以证明其于强国富民之本无任何益处。
措施之一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帝权力,军界多用资历浅、能力差的人来担任要职。大力抬高文官的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和言事者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这是重文的益处,但制武却了无政治家的远虑谋略,使日后弊端突现与频现。
措施之二是健全官僚制度。宋朝时的科举制度十分完备、周密,形成了三年一考,三级考试制度。三级考试是地方一级,省二级,殿试三级。人事制度也更加复杂、严密、在中国古代堪称首屈一指。其法规之细,条文之繁,任法而不任人,使官僚制度做为“理性行政秩序”的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此吏制体系是以拱卫皇室为宗旨,无强国富民路标做引导,故而导致许多弱国贫民的措施日益合法合理并日趋程序秩序化。
措施之三是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制衡关系。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从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专制皇权的,但官僚统治长期发展后也形成了一种自觉性,对皇权形成限制,并且具有将皇帝包容于官僚机器之中的趋势,要求君主与贵族们尽可能扮演好自己的特定角色。经筵制度的形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经筵即专门为皇帝开设的学习经书、史书方面的课程。时言官所谏,不仅能起到约束宰相的作用,而且对皇帝也有一定程度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