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稍逊风骚

    2宋徽宗听说金兵要二次南下，连忙退位做太上皇，让由太子继位的钦宗到金营投降，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但并未逃得厄运，徽宗本人，儿子钦宗、后宫、官僚、百共等数千人被掳至金国，并被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珍贵图籍等，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耻”。时1127年。3宋高宗看到岳飞等人打了胜仗，金兵全线崩退，不仅不乘胜追击，却强令各路宋兵撤兵，解除韩世忠等人的兵权，逮捕岳飞入狱，与秦桧执意求和，公元1141年，宋向金称臣，保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谨守臣节。每年向金纳岁币银绢各25万两。二国重新划界，宋割地唐、邓二洲及商、秦二洲的各一半与金。此协议为“绍兴协议”。时1141年。4 宋孝宗时主张抗金，但充其量示过是宋对金不再称臣而称侄，岁币减为银、绢各20万两，双方各守旧疆，此协称为“隆兴协议”。时1164年。5宋宁宗时宋对金和叔改为称伯，岁币增为银、绢各30万两，另交纳犒劳军银300万两，此协为“嘉定和议”。时公元1208年。

    宋太宗继承哥哥遗志，继续实施赵匡胤的治国方针和方略后，又造成了其它三方面的社会负面影响，加剧了国之衰势。一是高官守旧苟且无贤相辅佐。宋初以防弊之政为核心的治国方针，逐渐演变成家法制度，历代帝王将其视为宗旨，只能依附而不能更改，提拔官员，任用宰相也多是因循守旧，苟且奉承之人，典型的例子如吕端、李沆等守成之相。个别有开拓精神，勇于承担责任，想干点事的人，则总是不合时宜，难以酬志，如寇准等相。

    宋时无为治国思想的盛行，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无为，而是掺杂了防弊之政内容和种种限制的方略措施。由于防弊原则的出发点就是体现消极思想，宁可不求有功，必须先求无弊。加上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责任不清，互相牵制动辄责咎，导致官僚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皆以老成持重为标榜，无过贤于有功，形成“守道者以躁进为耻，怀能者以自炫为非”的官场风气。如此社会时尚和为官之道与宋朝的积弱、积贫现象严重密切相关。二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无为弊端间接造成国之衰势。

    宋朝施政的一个特点是，以作风、观点不同之人共谋朝政，彼此异论相搅，使之各不敢非，鼓励风闻言事和进谏劝诫，这样的做法本来是为有利于更广泛地反映士大夫阶层的意见，收集思广益之效，预防错误决策，保证政治稳定。但出台这种政策的动机和出发点则是防范大臣专权，仍属消极防弊之策，故而形成了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共同为政特点，这就是：重义轻理，重名轻实，重道德轻事功，重原则轻表现，重动机轻结果等，政府所倡导的这种无所作为思潮，就愈使贫、弱现象积重难返。

    三是如此方针策略所形成的体制与机制，促成了帝王个人能力日益下降，君主霸气全无。宋徽宗在位二十多年，政局黑暗，已呈覆灭之象。蔡京当政，沿用王安石新法，刻意发展其敛财功能。更改盐法、茶法、币制等，一切以搜刮为目的，所得皆进皇室私门，以供皇帝、权臣们挥霍之用；徽宗并听从蔡京之言，极尽奢侈享受之极，不仅固宠蔡京一人，同时还宠信奸佞王甫、高逑、朱面，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等人，他们相互之间沆瀣一气，腐败之至难以语述。徽宗还迷信道教，大兴土木，组织民众进贡花石岗等，各级官吏则乘机敲诈勒索，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断，不久北宋就被女真族之金朝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