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不明朗也是机会

　　领导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领导者不得不经常做出各种决策。

　　最能检验一个领导者领导能力的指标就是看他与不确定的局面安然相处的能力。许多企业家虽然事业很成功，但无法长期忍受在不确定的局面下做出决策的生活方式，要么身心崩溃，要么做出不理智的决策，招致事业失败。由此，一个好的领导要学会泰然面对各种不确定因素及其带来的烦恼，变工作压力为决策动力，以无为而求有为。

　　不确定的局面让人焦虑

　　决策有时如流沙中稍纵即逝的珍珠，必须当机立断，方可夺取。在此当中，人不可能把影响决策的所有因素都掌握齐全，它需要人们善于对“灰色”信息进行有效的判断，做出最灵活变通的决策。在这当中，任何一种方案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没有任何风险的决策终将是平庸的决策。

　　就心理学而言，不确定性因素都可被视作为焦虑诱因，其处理不好可使人长期处于困惑、焦躁、心神不定的精神状态下，难以果断决策。相反，一个人如果能够对决策的种种不确定性做充分评估，择优而断后，就会对其决策结果心平气和。这诚如古人所言：“虑既定，心乃强。”（《司马法·定爵第三》）。不确定性能让人产生焦虑，能力强的领导者会将不确定的局面也当作影响对手的筹码，从而进一步加强不确定性的局面给对手造成的消极影响，影响对方的决策。

　　在不确定性中获利

　　汉“飞将军”李广一次统军御敌，仅带百余骑兵追杀匈奴骑兵，不料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数千匈奴骑兵。匈奴骑兵发现李广一行后，急忙驰向山头，列开阵势，准备迎击。此时，李广手下的骑兵个个惊恐万状，急欲拍马退却。李广大声制止说：“吾等远离主力部队，如果惊慌撤退，匈奴兵定会追杀吾等。不如留在此地，匈奴兵会当吾等为汉军之诱兵，定不敢贸然进击。”不但如此，李广还率领骑兵继续前进，走到离匈奴阵地二里的地方时，命令骑兵全部下马解鞍，以迷惑敌人。

　　匈奴军果然为李广的用意所迷惑，按兵不动。不一会儿，匈奴军中一个骑白马的将军走出阵地巡视兵士。李广发现后，立即带领十多名骑兵冲上去，跃马弯弓，一箭将骑白马的人射落马下。然后又驰回自己的队伍中，解下马鞍，叫士兵们把马放了，让马吃草，大家躺在地上休息。一直等到日暮，匈奴军还是摸不清李广的虚实，始终不敢下山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军担心遭到汉军的伏兵袭击，便乘夜撤退而去，李广也随之安全返营。众将无不称赞李将军大胆用兵，镇定自若。

　　李广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关键在于他善于与风险共舞，以虚示虚，将焦虑甩给别人。古人云：“临事应变，因而能通，智者之虑也。”

　　学会模糊思维

　　面对决策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可以采取模糊思维来加以处理。模糊思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思维，旨在使用模糊概念或模糊推理进行思维。古人云：“朦胧之时有征兆可寻，模糊之中有端倪可察。”这实际上就是指认识活动中的模糊现象。模糊思维的方法灵活多变，它只有一个主旨，就是利取最大、害取最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思维就是要对决策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做出和谐统一。

　　就心理学而言，决策的复杂性呼唤着人们发挥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本质上是对种种思维模式的突破。而模糊思维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权变，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体现了创新。人们常用“通权达变”来形容一个人手腕灵活，长袖善舞。“穷则思变，变则通”也是指人懂得“通权达变”的道理。这都用到模糊思维。

　　例如，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下谕曾国藩援兵前往。但此时曾国藩自己的祁门大营也岌岌可危。按照曾国藩的本意，北上勤王，当属义不容辞，但此时带兵北上，至少要走一个月才能抵达北京，而一个月后的形势如何很难预测。所以这道谕旨令曾国藩左右为难。

　　对此，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而此时湘军正“关天下安危”，断不可轻易分兵。李鸿章建议曾国藩给朝廷去信，询问在他与胡林翼两人中究竟由谁带兵北上合适。在信件往返的期间，若形势缓和，则免了无谓之举；若形势趋紧，再行北上不迟。曾国藩深受启发，上疏求解。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

　　由此看出，面对不确定的局面时，模糊思维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主动，把握时机，使用了大量的创造性思维。

　　越是不确定性的局面，越考验一个领导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机变创新思维。如果处理得当，不确定性给人的身心带来的消极影响就会降到最低，处理不当，则无异于坐上针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