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谁家都有难念的经!一脚踏进黄家岭365栋803房间,满屋的凄凉便迎面扑来。此时的刘莉姐,再也悲伤不起来了。妹娃儿疯了,老公给拘留了,自己也给车撞了。该来的,都来了!该哭的,也都哭了。所有的变故已成定局,枯竭了的,自当是盛年的泪泉。不是吗?28岁的失神的眼珠子,也己蒙上了薄薄的阴翳。命还在,光明不失,日子也还得照常过。“毕竟,我的身后还有深爱1这……
29、悄悄的,于无深处的
劝歇了刘莉姐的恸哭,四人挽着说着,又开开心心上了路。拐过文锦路,到了深南路十字路口,阿波一声叫了起来:“死人头,天狗美人吧杀了人,都给公安局封了!还往这边走?”刘莉姐问道:“那!去那里好呢?”
阿波想了想说:“去正大歌舞厅吧。听说有个小毛孩在那里驻场,场子火得不得了。我们就去正大吧!” 刘莉姐有些迟疑:“可是菊花和春兰舞都不会跳,行吗?”“不要紧,正大除了歌舞厅,还有30多间KTV,今天又是周末,小姐肯定不够。再说她俩嗓子脆生生的!只要进得去就行。”阿波信心十足的说道。
果然,才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堂,熙熙攘攘的歌舞升平气象里,两个秀发高簪身着月白旗袍的女人,咪着鹰隼一样的笑眼,风姿绰约的,分别从大门两侧风样的争相迎了上来。阿波回过头,拍拍刘莉姐的手臂,嘻嘻笑道:“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话音才歇,两个女人既已到了面前。不由分说,俩女人一人拉两个,说声“别在这晃来晃去,走吧。”便把刘莉姐和阿波等四人一分为二,牵着手往楼上带。勿需多问,刘莉姐和阿波也明白俩女人的身份,因要带新人进场,只认作是出门遇贵人了。于是,她俩人各牵了菊花和春兰,跟着就走。
跟着客人的屁股上了三楼,洞开的歌舞厅大门两边,一色青衣打扮,齐刷刷伫立着八大神煞般的金刚。菊花春兰不由心生敬畏,挪不动了脚步。一个手拿对讲机的大汉看在眼里,抢上前来,对俩女人低声喝道:“别挡在那里,快快带她们进去!”通常,歌舞娱乐场所的分工运作,都是在统一意志指挥下的密切协作来完成的。其应付白黑黄各道突发事态的谨严,决不亚于军事上的临场。
歌舞厅的演出,九点半才开始。由于驻场明星小毛孩本身的精彩及民族歌舞的清新,加上广告做得到位,所以,还不到九点,轻歌漫妙的歌舞厅场子里,便已是高朋满座。连过道上的加位,也都坐得七七八八的了。红男多情绿女娇羞的亲昵场面,刘莉姐并不陌生。但如此热烈火爆的气氛,她也还是第一次。
当然,刘莉姐并不知道正大歌舞厅为何如此火爆。当然,她也无法弄清深圳歌舞厅是如何走出了低谷,正红运当头的来龙去脉。事实上,1995年深圳歌舞厅的火爆,除应正了歌舞厅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外,还与政府的强烈干预有关。
深圳经营性歌舞厅,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娱乐经营风气之先河。一开始搬的走的就是港腔台调的路子,一开始就与小姐搭扯上了不清不楚的关系。港台路走到1987年前后,因内容的单一,形式的单调,经营上,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不得不走上了依靠坐台小姐来维持经营的惨淡局面。小姐的风情虽也一度撑起了深圳娱乐业1988年的繁荣,但由此也招来了89年的全面大扫黄。大扫黄过后,由于搂搂抱抱也贴上了不正经的标签,歌舞厅的生意也一落千丈。当然,改革富裕后的荷尔蒙仍需释放,于是,1990年,又刮起洁身自蹦的迪斯科旋风。受到迪风的冲击,为生存计,许多歌舞厅只好改变经营的路子。要么跟风,歌改迪。要么引进港台歌星,勉强充斥门面。要么顶风藏娇,维持人气。可是,迪斯科也就疯狂了两年,激情过后,还是由于内容形式和经营手法的老套单一,也渐渐冷落了下来。从此,整个深圳歌舞娱乐业,又处于低位徘徊。
尽管如此,泛滥的港台化,依然是歌舞文化娱乐业的主打。因此,文化意识上,20世纪90年代初,尖锐的有关深圳的姓氏争论上,泛滥的港台化,也给深圳姓资的论者提供了口实。曾有忧国人士,就此喊出了痛心疾首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愤。
改革实验毁于黄祸!?深圳是惶惑了,12亿人民震惊了。
幸好,92年初春,伟人小平南巡,深圳姓社一锤定音。当然,痛定思痛,姓社就要鲜明姓社的精神面貌。于是,深圳市府作出迅速反应,推出了一系列精神文明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向全社会发出了宏扬优秀民族文化,以优秀民族艺术占领文化娱乐市场的号令。92年底,深圳歌舞厅艺术团晋京汇报,被中南海欣然接纳,并赢得了中央首长的肯定,深圳歌舞厅艺术得以正名。93年初,“百歌颂中华”LD光碟,浩浩荡荡挺进歌舞娱乐业,港台化得到了有效扼制。94年一批有识之士,如沙都的汪碧云,天豪歌舞厅的应龙等,把舞台上的艺术形式,诸如优秀的民族歌舞、民族戏剧、民族音乐乃至芭蕾舞等搬进歌舞厅。
政府的主导和有识之士的努力,促成了歌舞娱乐业经营的内容和形式的重大突破,一下子激活了社会化的潜藏于民的高层次审美需求。于是,雨后春笋般的,歌舞厅的经营获得了全面复苏,并出现了1995年异常火爆的局面。唱着“春天的故事”,深圳一场以优秀的民族文化占领深圳文化娱乐市场的攻坚战,也终于在1995年,取得了全面而又辉煌的胜利。
当然,生意好了,小姐的需求量也就更大了。一时间,竟出现了坐台小姐的奇缺,有些卡拉OK厅,为应对需求,不得不拉发廊妹来充数。坐台小姐的奇缺,也造成了坐台费的上涨。金殿、月光等高挡次的歌舞厅,三小时七、八百,上千元的坐台费,也成了平常事。高额坐台费的利益驱动,不仅打开了迅速脱贫致富之门,吸引了诸如菊花、春兰等乡村少女的蜂涌进城,而且,也给一些在职的公司文员,和一些有志于高收入的女士提供了兼职创收的大好机会。
当然,也由于坐台业触动了紧绷数千年而不疲的道德神经,话题过于敏感,所以,几乎没有一个部门敢于标新立异,出头犯忌,愿为其立法出政,将其纳入有序的规范化管理。所以,便构成了深圳歌舞娱乐特种行业管理上的巨大真空。又由于浩浩荡荡的坐台娘子军放任自流,所以,又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治安的黑洞。尤其是在香港历经百年沧桑,即将回归的前夜,这种连锁隐患循环的治安恶果,构成了对中华民族历史性政治大局的干扰。于是,原先紧绷于治安和社风层面的忧患,至此,已上升为自觉而又强烈的政治责任。
于是,悄悄的,于无深处的,为纯洁一方蓝天,确保一方净土的一声惊雷,正在繁荣昌盛的花红酒绿金迷纸醉的上空,迅速的,酝酿着,集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