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祭奠我的悲情初恋

    被采访人：宜民 　　性别：男

　　年龄：56岁

    职业：某乐团作曲兼指挥

　　我们用二胡曲作暗号

　　绝没有想到初恋会影响我的一生。

　　她是我读艺校时的小师妹，姓叶，同学们都叫她叶子。我也叫她叶子，不过我呼唤叶子的感觉肯定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她是神圣爱情的一片永远的新绿。

　　我读艺校是迫不得已的事。初中在北京四中就读，按我的成绩，本应当顺利考进一所名牌大学的。但是，母亲靠做临时工的微薄收入抚养我，生活实在太艰难了。1964年，我自作主张放弃了已被高中录取的母校四中，放弃了想当一名核物理学家的崇高理想，凭着自己会拉一手二胡的小小特长，考取了这所管吃管住的艺术类中专学校。认识了叶子，或许是命运给我的一个回报吧。

　　艺校的主科是戏曲，我在音乐科学二胡，叶子在表演科修京剧，我们本没有什么缘分。然而，至今我都回忆不清楚，到底在什么场合我俩熟悉起来的。总之，入校不久，她就出现在我的身边。也许是因为我文化课的功底好，叶子从小学戏文化底子差，总是找我问功课；也许是我生活太懒散，衣裳、被子都不会洗，热心的叶子总是帮我洗衣服。反正没几个月我俩便无话不谈了。以前，我对戏曲知之甚少，从叶子那里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长生殿》、《柳荫记》、《西厢记》这批名剧的剧情；而我给叶子讲述《苔丝》、《基督山伯爵》、《红字》等外国名著时，也常让叶子听得如醉如痴。那一段日子，太纯真了，太令人留恋了。我俩常来常往，没有顾忌，她叫我民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超出师兄妹的丝毫念头。

　　人生的幸与不幸永远是捉摸不定的。

　　1965年深秋的某日，叶子忽然约我到陶然亭公园去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当时我还奇怪，什么事在学校不能说，非要去公园呢？

　　那晚，秋风萧瑟，陶然亭遍地落叶。我如约来到北门那座石桥边，却突然惊见叶子伏在桥栏上啜泣。我问了几句她都不抬头，弄得我心里慌慌的。这时，她猛地仰起脸，用噙满泪水的双眸望着我，声音嘶哑地问：“民哥，别瞒我，你家到底是什么出身？”

　　我愣了。在那个年代，这实在是敏感问题。

　　我从小没见过父亲的面，听母亲说他是国民***军队的军医，级别还挺高的。解放后作为“历史反革命”一直在押，并且没关在北京。于是，我如实把这些情况对叶子讲了。

　　原来，艺校正在发展团员，叶子是工人家庭，根红苗正，专业条件又好，是团组织的培养对象。但是，我却成了她入团的障碍。年级政治辅导员明确对她讲，要入团可以，必须先和“反动家庭”出身的我划清界限。

　　此后，我们结束了一切公开交往，在人前装成陌生人一样，但心里却真正地爱上了她。音乐成了我们沟通的暗号。我编了一批二胡短曲，包括“祝你考试顺利”、“今晚老地方见”、“有急事外出”等，曲调只有我俩熟知。有事时，我在宿舍楼道拉两遍，住在二楼的叶子立刻明了。谁能想到，如今被人称为作曲家的我，第一次作曲竟会是为了初恋。1966年8月7日，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政治辅导员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两位民警。民警说，宜民，你母亲抗拒红卫兵“破四旧”被打伤了，已经快不行了，你回家料理后事吧。我像被雷击一般，浑身发颤，疯了似的冲出办公室，回宿舍用二胡狂拉了两句“急事”曲调，便朝自己家奔去。我家的小屋一片狼藉，母亲伤痕累累地斜卧在床上，已是上气不接下气。我正不知如何是好，门外一个身影哭叫着扑到母亲的床边。竟是叶子赶到了。不知是什么神奇力量的驱使，叶子的哭声使弥留之际的母亲又睁开了眼。我和叶子赶紧围上去，老人挣扎一通，说不出话来，却从怀里摸出一只银手镯，抖抖地戴在了叶子的手腕上。母亲望了叶子片刻，喉咙咕噜一声响便咽了气。叶子悲怆地喊出了一声“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