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才能打开抑郁症黑箱

    图尔汉坎利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携带短基因的人，更容易受到生活压力的影响，也更容易陷入沉思，或许会进一步发展成抑郁症；只有长基因的人，显然更加坚强，不太容易陷入沉思和受到抑郁症的困扰。

    “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从遗传变异的层面上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于生活压力等体验，有着不同的反应。”他说。

    该论文的第二作者，美国耶鲁大学磁共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邱茂林也对《财经》表示，这一实验深入到了神经活动的水平，“弥补了行为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存在的局限性”。

    “这项研究非常有意义。”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张侃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从基因角度进一步分析神经介质，从而明确基因定位及发病机理，“对诊断、治疗有很大意义”。

    然而，正如所有的精神疾病一样，由于兼有生理和环境上的双重诱因而形成的复杂性，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翁旭初认为，现在就断言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仍然为时过早。北京心理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刘??也出言谨慎。他对《财经》记者强调，对于“所有抑郁症都一定与基因有关”的问题，现在还不能作出确定性结论。

    更多的担心是，过分强调携带短基因的个体易于遭受抑郁症的困扰，是否会“弄巧成拙”。因为一旦某人意识到他的基因问题使得他比常人更容易得抑郁症，可能会导致“杯弓蛇影”，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更加敏感；二者叠加在一起，更加剧了他患病的可能性。

    “短基因型人群，本来可能一生都不会遇到足以导致抑郁症的生活压力。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比例会患上抑郁症，可能反而会成为他的压力。”刘??说。美国威灵基金会董事长、北京大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徐浩渊博士也提醒《财经》记者，不能因为基因领域的研究进展，而忽视社会因素对于抑郁症的影响。

    治疗之道

    从社会因素的角度看，由于转型期中国所发生的剧烈社会变化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抑郁症的危害正日益严重。目前国内关于抑郁症缺乏权威性的统计，但抑郁症已呈高发态势，在业界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共识。

    一个人们常见的现实是：从媒体上、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获知的自杀事件大大增加。以北京为例，10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一学生自杀；就在之前十天，北京化工大学有一学生自杀身亡。徐浩渊称，根据她做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仅北京大学就有九名学生自杀。今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也有三位教师自杀。

    除了来自环境的压力，精神健康理念的缺失也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重要诱因。据卫生部的统计，2002年，中国的精神病医师的总数尚不足2万人，仅占医师总数的1.2%；每万人拥有心理医生的数量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更是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