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在刃上 1997年，哈佛学者Grossman及其同事Christine Letts、William Ryan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文章建议慈善基金会应该学习风险投资者的运作管理模式，因为二者除了主要目的是否赢利不同外，其他性质和挑战是基本一样的，要对投资者或捐赠者的钱负责，应挑选最好的项目投资或资助。 做慈善基金，在西方很流行，有几十万个基金会，但慈善创投的历史并不长，它的专业要求很高。 对许多人来讲，他们最崇拜和尊敬的或许是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最高境界的风险慈善家。他们运用其相当高超的财技管理能力于各种非营利性事业，他们所捐赠和涉及的资产往往涉及500亿~6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位世界首富特别注重全球卫生和教育事业，而其他高知名度的慈善家有部分选择了社会和环境问题。 目前，以疾病为支持重点的慈善基金会在美国非常流行，几乎每种疾病都有对应的慈善基金会支持。这些基金会通常是由病人或其家属发起，往往会承担起那些被忽略疾病的研发资助，这些重要的资助，可能导致开发出治疗这些疾病的新药和新疗法。迄今为止，这些基金会大多数都支持学术研究，但有几个基金敢于冒险涉足投资到工业界领域，为年轻的生物技术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这些以疾病为重点支持的基金会，包括“多发性骨髓瘤研究基金会”和“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会”，还有涉及肿瘤、心脏病、哮喘、老年痴呆症等领域的多家慈善机构。基金实力和资助力度也有很大差别，主要取决于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者的“能量”和知名度。比如儿童糖尿病基金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对外资助了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力度更是无人可比。 点评 下一棒，不再迷失 慈善捐赠在西方非常流行，民众捐款热情很高，富翁的捐款数额更是高昂。在美国，平均每年每个家庭的捐款达到1000美元左右，其中不到3%的家庭慈善捐款比例高达75%。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2006年慈善捐助高达2950.2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10%。在公益创投方面，富人尤其是成功的企业家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不仅愿意出钱，更愿意出力。统计数据表明，捐款的数目与捐款人公益时间的投入成正比。 公益创投让捐赠者更多地参与对话、服务和指导，对被资助项目的成功有很大帮助。过去人们往往担心，自己的捐赠是否被用在刀刃上。如果按照老套路，必然很难了解和进行监督，而有了沟通和交流，捐赠者会更清楚自己的钱和时间能否被利用好，能否创造出价值和财富，从而刺激更多善款做更多的善事。 生物医药方面的公益创投实在来得及时和必要。现行机制下的风险基金很难或很少介入早期研发项目。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何来中后期的成熟项目？因为没有他们的介入，种子期的项目将无法向前推进。 当然，如果把风险系数高的企业和项目一概推给公益创投，这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资金或许不是主要的问题和障碍，最大的瓶颈还在于专业人才——如何慧眼识途，选择有价值的项目。 其实，制药企业和有实力的生物医药公司应当设立自己的早期投资基金，积极介入到这些临床前的项目中。如果每家大药厂能改变重磅药情结，从无数失败的大项目中划出或省下部分预算和资金用于早期优秀项目，行业内项目来源干枯的局面就有可能部分得到缓解。 国外公益创投的风行和崛起不是昙花一现，国内投资机构或将有所启发。任何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只要遵循市场化的规则，有严格的专利保护，就会有长期的回报。做别人看不到价值或不敢投的项目，正是成功的风险投资家和公益创投者的独到之处：如果投资一项显而易见会成功的项目，那就不可能低价介入，这是目前VC和PE投资者最喜欢的“选秀节目”。 美国的风险基金投资者也十分关注公益创投的成功运作，他们并没把这些慈善投资机构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相反，他们把公益创投视为自己的同盟军及合作伙伴。 的确，生物医药的投资要有接力棒的传递模式，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参与者与投资者。公益投资机构的兴起与完善，正是对传统风险投资的良好补充。双方的进一步配合，对生物医药的产业化及投资大有裨益。索罗斯投资集团下属的AISLING资本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医药投资的创投基金，该基金的高级执行董事Dennis Purcell认为，现在还没有很成功或成熟的模式能让公益创投与风险投资基金“幸福联姻”，但两者间的协同作战、互动合作是极为重要并相当有前景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