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的一天，记者来到北京市妇产医院体验，一进到门诊大厅，发现果然“盛况空前”。 
 
    只见门诊大厅椅子上坐满了要挂产科号的人。一位手里拿着面包的男子说，他是凌晨4时起床赶来的，可还是没挂上当天上午的号，要等到下午，才能挂上明天的号。该院妇产科一位医生说，她这些天一直忙得连喝水都顾不上。“平均一个产妇一分半钟。”她说，今年比2000年还要忙。

　　有人称，今年是60年一遇的“金猪年”，很多人赶在今年生孩子，造成又一个“生育高峰年”。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今年的生育高峰不是单纯原因造成的，其中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又一个生育高峰也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种种影响。

　　“猪年生育高潮”并非偶然

　　记者从国家人口计生委了解到，类似的生育高峰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发生过3次：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现在上个世纪50年代，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现在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专家分析认为，80年代中期的那次高峰是因为国家当时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农村第一胎生了女孩的人家生第二胎；加之第二次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那时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促成了第三次育高峰来临。而到了2007年，由于商家故弄玄虚的炒作，认为这一年是60年“难遇”的“金猪年”，今年出生的孩子会福星高照，因此我国各城市出现了适龄青年争相孕育所谓“金猪仔”的现象。

　　2007年，全北京预计有10多万“猪宝宝”出生，而在上海，预计降生的“猪宝宝”数量是13万人。

　　“这只是一个小高峰。”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表示，现在出现的生育高峰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生育高峰。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人口学专家翟振武指出，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已步入结婚阶段，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将进入育期，而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这些独生子女是可以生二胎的，这也会加剧这个生育高峰。而另据专家分析，2008年是北京举行奥运会的一年，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在这一年要宝宝。从种种情况分析，这个高峰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人口学家同时提出，按照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高峰中独生子女虽然可以生育两胎，但生育第二胎要与第一胎间隔至少4年以上，或者女方需在28周岁以上。所以，这个高峰也有可能会持续更多年。此前就有预测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迎来第四次生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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